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4月25日至26日，由厦门大学哲学系主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观念体系的当代重构研究”课题组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协办的“墨家学说及其当代回响”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举行。来自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鹭岛，围绕墨家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当代理论回响展开深入研讨。
研讨会开幕式由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主持。厦门大学哲学系党委书记杨松教授、复旦大学白彤东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杨武金教授分别致辞。
杨松指出，墨学的千年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顽强生命力与自我更新能力的有力见证。本次会议以墨家学说为核心，进一步凸显其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的重要地位与当代社会治理意义。白彤东介绍了课题组的研究进展，并强调墨家学说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杨武金指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仍是当下时代的重大议题，近年来中国墨学研究的飞速发展证明其学说仍是社会正义与世界发展的指路明灯。
研讨会共设置九场分论坛，议题覆盖墨家政治哲学、伦理学、宗教思想、比较思想视域下的墨学、诸子百家思想之互动与分合、逻辑名学与近代墨学复兴等，形成多层次、跨学科的研讨格局。
在政治与社会治理哲学领域，与会学者围绕墨家的宏观治道体系、政治秩序建构及社会治理伦理展开了深度探讨。
关于墨学政治哲学的宏观理念与价值导向的定调问题，中国政法大学解启扬教授指出，墨子实质上将“天下”重构为涵盖全体人类的均质化政治伦理实体，并确立了以“天下之利害”作为衡量公共善的最高客观尺度。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吴进安教授认为，墨家是先秦诸子中最强调“社会正义”的学派，其核心观念所蕴含的哲学预设、平等性、根源性与实践性，彰显了墨学政治哲学的价值导向。华侨大学赵威教授提出应在“主客位”双重视野下系统重构传统“治道”的学术研究体系。顺着政治契约的脉络，厦门大学谢晓东教授针对墨子“义政”的动力困境，引入罗尔斯正义观重构墨家契约论。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研究生钱爽则进一步指出，墨家“天—君—民”互系性通约论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单约论”，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了跨文化的思想镜鉴。
在政治秩序与制度建构层面，中国人民大学杨武金教授认为，墨家以打破阶层垄断的“尚贤”为基础，构建基于自然法与法制的“尚同”政治秩序，为其非专制的政治哲学提供了逻辑诠释。台湾大学李贤中教授则将墨家的治理体系提炼为一个动态系统，指出其融合了伦理、权力、利害与因果关系。墨子研究中心张庆军副研究员构建起“共识—组织—规范”三位一体的“尚同”秩序社会学整合模型。在具体的微观制度探讨上，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王瑞琛聚焦墨家尚贤论中“何以知贤”的认识论困境，指出其防范“深度伪贤”的机制局限；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陈锡昂与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段语璇，则分别从《墨语》的圣王观和官僚制度维度，对墨家政治秩序的运作细节进行了细致考察。在社会治理与经济伦理层面，青岛大学王凯教授探讨了墨子“尚俭”政治思想的当代启示；兰州交通大学李思远则借助《潜夫论》揭示了违背“节用”引发社会失序的“示范—效仿”机制，将其从君主政治伦理升华为反思现代消费主义的治理资源。
墨家伦理学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点，学者们致力于还原“兼爱”的哲学结构与实践机制。针对“兼爱不可行”的批评与儒学挑战，学者们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修正与辩护。湖南师范大学刘永春副教授提出修正性辩护方案，主张墨家“兼爱”的核心道德洞见是“每个人在道德上都同等重要”的信念，这在逻辑上并不必然要求一视同仁的实践义务，从而使“兼爱”能够兼容特殊义务；中国政法大学王觅泉副教授重新审视儒墨关于“爱之差等”的历史辩论，对“消极之爱”与“积极之爱”进行了区分，主张需综合权衡对象亲疏、情境紧迫程度以及自身能力与资源条件，实现“爱的中道”。
与此相关，“兼爱”概念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演变受到关注，山东理工大学沈传河副教授从“兼”字本义出发，指出墨家“兼爱”经历了由“爱二”到“爱全”、思维由“二元兼顾”到“全元”的泛化演变，这一过程使其背离原有的“相互”“有私”等务实义理，最终陷入道德理想主义并减损了实践功用；中南大学高晓锋系统梳理了“兼爱”思想从“兼相爱”到“爱无差等”再到晚期墨辩“周爱”的动态演进轨迹。此外，青年学子的发言也为论坛注入了活力，进一步深挖了“兼爱”的微观理路与道德意蕴。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刘志宇通过文本考辨《墨经》“杀己以利天下”命题，揭示其蕴含的“无己”牺牲精神是对主体极其严苛的道德自律，而非简单的功利主义计算。厦门大学本科生高彦焯重探“孟夷之辩”，指出墨家思想内部存在“天志—兼爱—交相利”的层次架构，“兼爱”作为不偏不倚的普遍原则可通过“交相利”这一允许合理偏倚的实践原则得以落实。这些讨论展现了墨学在回应时代挑战中的理论深化。
在宗教与形上学维度，学者们聚焦墨学独特的“天志”“明鬼”信仰及其与“非命”主张之间的哲学张力。
暨南大学高华平教授对墨学的形上根基进行了重新定位，他提出墨子思想的根本观念是宗教性的“天志”而非“兼爱”，其“非命”主张旨在破除盲目的自然宿命论，这为当代确立法治神圣性与科学精神提供了深远的思想启示。北师香港浸会大学黄蕉风助理教授再论墨家的礼乐观，指出墨家“节葬”“非乐”的倡导其本质是旨在回归礼乐本相的“返本式革新”，与西方宗教改革可资比较。此外，青年学者们探讨了这一信仰体系的深层矛盾与逻辑理路。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彭颖研借用韦伯理论，指出墨家学说建构出奠基于外在超越的“入世禁欲主义”，视“天志”为客观道德权威，以此要求个体进行严格的克己与救世实践；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延凤云则聚焦“非命”的逻辑证成，指出墨家通过“名实论”与“三表法”的双重进路完整解构了宿命论，在唤醒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为其政治哲学奠定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本主题将墨学置于宏阔的世界哲学坐标系中，通过跨文化对勘激活其普遍价值。与会学者从宏观的东方道统与现代政治的跨度上进行了框架定调。台湾中正大学林明杰教授将孔子仁爱、墨子兼爱、老子道德与佛陀慈悲整合为“道德四楼”的阶层论述，探讨了实现大同世界的多元路径。吉林师范大学于梦衍教授辨析了墨子与朗西埃的政治平等思想，指出两者皆主张平等是本然而非恩赐，并坚决反对知识垄断。武汉大学杨建兵副教授则揭示了墨家基于平民立场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亚里士多德立足城邦的理性现实主义在人性论与公正观上的深刻差异。此外，学者探讨了墨学与近代西方思潮的纠葛。北京外国语大学褚丽娟副教授考察了近代欧洲与中国面临危机时，墨家“兼爱互利”与反特权思想如何被征用为与社会主义对话的本土资源。波鸿鲁尔大学硕士研究生谢恒对比墨家后果主义与西塞罗道义论，剖析了两者在面对古代非道德主义挑战时的学理冲突与历史局限。这些跨文化、跨时空的探讨，为破解现代政治与伦理困境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镜鉴。
诸子思想的交锋与互鉴是还原早期中国思想生态的重要视角。学者们系统梳理了墨学与儒、法、道等学派的深度交涉。在儒墨之辨方面，吉林师范大学薛柏成教授指出，孟荀在辟墨的同时亦潜移默化地吸收其重视贤能与惠民的思想成分；枣庄学院史大丰教授则进一步辨析墨荀在治理范式上的分野，指出墨子侧重以有意志的“天志”构建自然法框架，荀子强调通过“化性起伪”确立社会法地位。循着儒学演进的轨迹，同济大学张禹博士后指出，董仲舒的灾异理论在继承墨子“天志”思想本体与论证思维的基础上，进一步借助人性论与教化论化解了宗教信仰与自由意志间的矛盾。
从法家维度，中国政法大学王威威教授揭示了法家如何剥离墨家思想的宗教外衣，将其赏罚逻辑绝对化为客观法律工具；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叶姚丞通过墨子“救宋”与韩非“存韩”的案例对比，剖析了法家绝对依附逻辑的权力悖论，彰显了墨家基于独立共同体构建的相互尊重式君臣互动对良性秩序的意义。道墨交涉方面，江苏商贸职业学院蔡小柳副教授从《庄子》的宇宙论高度，解构墨家执着于“有用”的功利目标与苦行主义，展现了道家对墨学的理论超越；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余知夏辨析墨子“尚同”与老子“无为”两种秩序路径，指出二者分别代表“人造秩序”与“内生秩序”的典型范式。此外，学者还探讨了墨家与诸子百家的历史合流，共同展现出早期中国思想世界的多元张力。
实践哲学、逻辑名学及近代墨学复兴，是本次会议的另一重要板块。在逻辑名学与实践哲学维度，学者们通过挖掘墨学深层机理为现代哲学实践赋能。厦门工学院张滇波教授试图突破形式逻辑的偏见，在“语义—语形—语用”综合范式下证成墨家“杀盗非杀人”命题的合法性，为当代人工智能伦理构建提供启示；兰州大学田宝祥副教授则阐述了墨家以“力”为根基、以“三表法”为准则的实践哲学。在战争伦理层面，与会学人重新审视了“非攻”思想的结构与边界。在近代回响方面，学者们深入探讨了墨学在民族危机下的创造性转化。华北电力大学盖立涛副教授梳理了社会主义学说与墨学“寓新于旧”的交融互释过程，阐明了两者在平等追求与人民立场上的高度契合。面向当代，学者们进一步思考了墨学的未来进路，深刻揭示了墨学与重大历史进程之间的复杂关联，期冀焕发古典墨学持久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