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AI）不断深入社会生活，其带来的已不只是技术革新，也包括人与机器关系、社会治理和伦理规范的重新调整。2026年9月30日下午，北师香港浸会大学（BNBU）“形势与政策”大讲堂第一百七十二讲在大学会堂举行。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恩荣应邀作题为“人工智能伦理谱系”的专题讲座，围绕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影响、人工智能设计伦理以及机器演化背景下的人机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分享。讲座由教务长李建会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潘恩荣教授结合自身由工科转向哲学研究的学术经历，介绍了其跨学科研究背景，并从科技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视角切入人工智能议题。他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新一轮技术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由此带来一系列值得持续关注的社会影响与伦理问题。
围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影响，潘恩荣教授首先提出了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应当如何与之相处？”他从“人为何为人”这一哲学问题出发，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挑战人类长期以来对主体性和独特性的理解。在谈及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时，潘教授从“近忧”、“中长期影响”和“远虑”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就近期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带来就业岗位变化和隐私风险；从中长期来看，数据歧视和算法歧视可能会进一步放大社会已有的偏见与分化；着眼长远，则涉及到人工智能意识、人类未来的角色以及人类如何保持自身主体性等问题。
潘恩荣教授演讲中
随后在讨论人工智能伦理时，潘恩荣教授指出，不能简单地把人工智能伦理理解为把既有伦理理论直接应用到新技术上。一方面，人类社会本身并不存在一套完全统一的伦理理论；另一方面，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系统仍然存在明显的“黑箱”特征，使传统伦理原则在具体技术系统中如何真正落地成为新的难题。
由此，潘恩荣教授将讨论进一步引向“设计伦理”。与更多关注技术使用后果的伦理讨论不同，设计伦理强调将伦理问题前置到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本身，在评价技术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前，首先理解技术是如何被设计和构造出来的。同时，他以不同年龄群体使用同样的大模型为例指出，技术本身并不会自动生成合理的使用边界，社会还需要建立与不同使用场景相适应的规则和规范。
李建会教授主持讲座
“人与机”的关系是讲座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潘恩荣教授指出，在传统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长期构成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而随着人工智能深入社会生活，“人与机”的关系正在获得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这一视角下，人工智能伦理所关注的不只是“机器是否好用”，而是机器介入社会之后如何改变原有的人际关系、权力结构以及人的主体地位。
为说明这一变化，潘恩荣教授从机器演化的历史展开分析，将机器的发展概括为传统机械、现代机器、弱人工智能机器和强人工智能机器几个阶段。其中，传统机械和现代机器仍属于非智能机器，而从非智能机器走向智能机器，则意味着机器能力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在工业革命时期，现代机器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开始深度介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此带来了劳动关系变化和机器异化等伦理问题。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人不再能够像过去面对传统机械和现代机器一样完全预见和控制机器的所有行为，“人与机”的关系也开始从单纯的工具关系向更加复杂的互动关系转变，过去人与机器之间明确的“主—从”结构与伦理格局也发生了动摇。
讲座现场
讲座中，潘恩荣教授还通过自动驾驶等案例说明，当机器能力持续增强甚至超出人的即时控制范围时，人与机器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人工智能系统不再只是被动执行命令的工具，而是可能在特定场景中对人的行为产生反向限制。因此，未来社会需要重新思考的不只是“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更应包括人应当给予机器多大程度的自主性，以及如何在技术创新、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形成新的平衡。
讲座最后，潘恩荣教授提出了机器是否可能进一步发生“质变”、人与机器未来会形成怎样的关系等问题，引发了现场师生的思考。从传统机械到智能机器，技术发展的历史也是人与技术关系不断重构的历史。当人工智能逐渐进入知识生产、社会决策乃至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伦理问题也不再只是技术应用之后的附加问题，而是越来越成为技术设计和社会治理必须提前面对的重要议题。
讲座结束后学生向潘恩荣教授请教
本次讲座从哲学、工程技术与社会伦理的交叉视角切入人工智能问题，引导师生在关注人工智能“能做什么”的同时，进一步思考人工智能“应该如何被设计”、“人应当如何与机器相处”等更为根本的问题，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
来源 | 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中心
文字 | 张博翰
图片 | 刘勇
